中時社論》經國先生晚年的關鍵抉擇

中國時報社論

談論前總統蔣經國先生晚年的歷史定位，長期以來往往陷入兩極敘事：一種是帶有情感色彩的英雄史觀，將其描繪爲憑意志引領檯灣轉型的聖者強人；另一種則是基於轉型正義的批判，反向追究其威權體制的責任。然而，若迴歸1980年代的動盪轉折點，便會發現經國先生晚年的抉擇，其核心邏輯更接近一套在高度壓力下，爲避免體制失序而進行的風險管理。這是一場在資源萎縮、壓力升高環境中，爲政權與社會尋求平穩降落的政治判斷與抉擇。

開放探親 校正兩岸關係

進入1980年代，中華民國的正當性面臨「複合式危機」。首先是外交現實的殘酷化，隨着冷戰格局變遷與美中建交，「反攻大陸」已失去軍事可行性，國際地位的邊緣化使威權統治失去「緊急狀態」的合法性支柱。

與此同時，臺灣內部社會結構發生質變。經濟奇蹟催生中產階級對政治參與的渴望，1970年代末的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，透露出黨外勢力日益強大的動能。治理風險不再僅來自軍事威脅，而是國際孤立與國內動員交織的挑戰；而反攻無望之後，兩岸關係該如何校正，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選擇。經國先生面對的，並非單純要不要民主的道德議題，而是如何讓轉型不引發崩解的現實問題。

威權體制在權力移轉時刻最易引發斷裂。經國先生深知處理不當將引發內部惡鬥或軍方介入。他在接班佈局中展現極強的風險控制意識：首先，明確排除「蔣家後人接班」，封死家族王朝化的路徑。

其次，選擇李登輝出任副總統，這是一項精確的政治計算。李登輝擁有技術官僚的專業與在地臺灣人身分，且黨內派系色彩較淡。這項決策既向「本土化」民意釋放訊號，減少省籍對立壓力，又維持了體制內部的穩定。這項安排設下了保險，使得他逝世後，政局能在憲政框架下完成和平接班。

解嚴、解除報禁與黨禁，是臺灣近代史的分水嶺。從風險管理視角看，經國先生並非突然變革，而是覺察到體制內的社會壓力已達臨界點。若維持封閉，能量將以革命方式爆發，那是政權最不可控的風險。因此，他採取「主動啓動轉型」策略，將不可避免的轉型風險前移並分散，利用餘下的權威，爲衝突設定製度化的遊戲規則。他的名言「時代在變，環境在變，潮流也在變」，正是對風險演進的迴應。這種「主導轉型」而非「被動變革」的邏輯，讓後來的民主化得以在可控框架下展開。李登輝繼志推動的憲政改革與後來的政黨輪替，其制度緩衝空間正源於前期的風險管理。

開放探親 校正兩岸關係

第三項關鍵決策，是1987年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。當時此舉衝擊國安與堅定的反共國策，但長期阻斷兩岸往來本就是脫離現實的高風險狀態。數十萬老兵的思鄉情結若長期壓抑，將轉化爲對政府的怨懟，成爲不穩定的地雷。開放探親實質是開啓一個「可管理的觀測窗口」。經國先生採取「民間性質、間接聯繫」模式，利用紅十字會作爲仲介，將政治衝擊轉化爲人道敘事。這一步棋不僅處理最具正當性的社會訴求，更爲往後30年的大交流奠定基礎，使兩岸關係從純粹軍事對峙轉向早期制度化交流，降低因誤判而產生衝突的風險。

綜合來看，接班安排、民主化與開放探親，是同一套治理邏輯的延伸：在壓力攀升環境中，透過主動調整與有限開放，將「毀滅性風險」拆解爲「可控的轉型成本」。若從比較政治的角度觀察，威權體制的退場從來不存在單一標準路徑，有的選擇以強力鎮壓延續統治，有的則在失控中崩解重組。相較之下，經國先生晚年的抉擇，代表的是一種試圖將不可避免的轉型納入制度軌道、降低斷裂風險的治理模式。這條路徑未必完美，卻成功避免了政權更迭時常見的暴力與失序，形塑出臺灣轉型經驗的獨特性。

經國先生晚年的歷史意義，不在於是否預見未來，而在於他身處高度對立與敵我分明的結構中，仍選擇在風險尚可管理時，啓動不可逆轉的變革。這種在限制中衡量風險、不確定性中承擔責任的治理經驗，對於任何身處高度不確定時代的當代決策者而言，提供了一個值得反覆思考的參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