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衆議院選舉 學者：決定高市早苗歷史定位的節點

彰化師範大學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李其澤指出，選舉表面上是465席的數字競逐，實質上卻是一場關於戰後政治結構再分配的權力測試，此次選舉將是決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歷史定位的關鍵節點。(美聯社)

日本衆議院改選結果即將出爐。彰化師範大學彰師大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系副教授李其澤指出，選舉表面上是465席的數字競逐，實質上卻是一場關於戰後政治結構再分配的權力測試，本次大選的核心不在於勝負本身，而在於「贏多少」，大勝意味權力集中與憲政進程加速，同時伴隨自我節制與外交平衡的考驗，也關乎高市早苗能否將藉由此次選舉將「強人型領導」制度化重塑自民黨的派閥平衡與日本的安全憲政框架，這將是決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歷史定位的關鍵節點。

李其澤分析，選前民調普遍看好自民黨，高市早苗亦將此次選舉定義爲對其政治路線的信任投票，甚至以「不過半即辭職」作爲政治賭注。若自民黨單獨過半，甚至與日本維新會合計突破三分之二門檻，這不僅代表政策上的勝利，更象徵權力向首相官邸高度集中。長期以派閥協商維持平衡的自民黨，在此次選戰中已明顯呈現「總裁個人化」的動員特徵；若大勝，高市將可藉由民意授權壓過派閥協調機制，使日本政治出現準總統化傾向，決策效率提高，但內部制衡也可能隨之萎縮。

制度層面的影響同樣深遠。李其澤表示，一旦跨越修憲門檻，自衛隊明文化、安保條款調整，乃至國家安全定位，都將進入實質討論，這將是戰後憲政秩序的重要轉折。然而，修憲並非單軌程序，仍須經過國民投票；若在國會席次達標後過度前推，忽視社會內部的分歧，公民社會反彈與外交成本勢必浮現。尤其當議題延伸至軍事象徵或歷史符號層面時，日韓、中日關係的結構性敏感將再次被觸發。

但另一種情境亦不可排除。李其澤指出，若自民黨僅小幅過半，或未達修憲三分之二門檻，意味選民支持執政延續，卻未給予制度改造的空白授權。在此情況下，高市將被迫回到協商型治理軌道，維新會的議價能力上升，黨內溫和派重新取得空間，修憲議程也將隨之放緩。權力重新分散於國會結構之中，政治節奏轉爲審慎。

李其澤認爲，無論勝幅如何，經濟始終是施政底盤。日本仍面臨薪資停滯、少子高齡化與地方空洞化等結構性難題。若選後政治資本過度投注於憲政象徵，而忽略經濟修復，「推活選舉」所動員的情緒將迅速冷卻。日本選民對安全焦慮高度敏感，但對民生壓力的感受更爲直接，強人光環若缺乏政績支撐，將很快轉化爲政治壓力。

李其澤說，也因如此，本次大選的核心不在於勝負本身，而在於「贏多少」所代表的制度含義。大勝意味權力集中與憲政進程加速，同時伴隨自我節制與外交平衡的考驗；小勝則象徵制衡迴歸與政策務實，高市必須在安全強化與經濟治理之間取得平衡。

李其澤表示，日本正站在戰後體制再調整的關鍵節點。真正決定高市早苗歷史定位的，並非席次數字本身，而在於她如何理解選民授權的界線，以及選後如何運用權力，2月8日夜間開票後，日本新的權力結構將逐漸浮現，但真正的考驗，才正要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