領導力成爲鬥爭工具　臺灣政治領袖的權力迷思

▲臺灣民主化三十餘年，國家權力核心長期被法律精英壟斷。從李登輝之後的歷任領導者，將國家治理簡化爲程序辯論與意識形態對抗。（圖／記者林敬旻攝）

●徐作聖／化學博士、科管退休教授

臺灣民主化三十餘年，國家權力核心長期被法律精英壟斷。從李登輝之後的歷任領導者，將國家治理簡化爲程序辯論與意識形態對抗。「法匠治國」的流弊，在於精於文字遊戲、疏於實務決策，擅長在規則中尋找政治租金，卻對國家長遠發展缺乏宏觀遠見。當社會對法匠的虛僞感到疲迷，隨之而來的領袖卻表現出更具破壞性的偏執特質，標誌着臺灣治理能力步入全面衰退。權力不再是用於建設的公器，領導力則淪爲清算異己的鬥爭工具。

回顧過往，法律背景總統共同形塑了法治異化的困局。一方以法律專業爲手段，在結構性貪腐中游走；另一方則陷於道德潔癖的虛名，在行政細節中空轉。

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法律被工具化爲打擊政敵的武器，而非維護社會公正的底線。這種模式留下的，是一個法治精神被掏空、行政效率低下、官僚體系只求政治正確的空殼。法匠們在法條迷宮中吹噓功績，實則持續消耗國家根基。

現任領導者賴清德雖具醫學背景，從其過去挑戰憲政秩序、拒進議會的紀錄，到如今身爲元首對國會權責的對抗、發動大罷免、拒絕執行國會通過的法案、虛應故事的朝野協商等，顯示其對「民主制衡」的蔑視。

這種治理特質體現在面對政策缺失時的推諉塞責，以及對黨內外異己的極端排擠。一個性格剛愎、缺乏包容力的領導者，無法凝聚社會共識。醫師的「診斷」在政客手中變成了對異議者的「切割」，領導力也被窄化爲對權力的絕對服從。

這種將權力與領導力工具化的趨勢，在近期「京華城案」中展露無遺。本應受嚴格保護的偵查不公開原則，在政治動員下蕩然無存。司法與媒體高度共生，透過碎片化的資訊外泄，在法律定罪前先行完成政治斬首。這種以法律專業包裝的政治清算，正是權力者利用司法資源對政敵進行毀滅性打擊的典型案例。

伴隨治理失能而來的，是官場文化的全面腐敗。官員不再以政策實效論政，而是開發各類扭曲事實的話術，「表態、表忠、表現」成爲官場的必然。面對能源短缺，便拋出「能源韌性」粉飾斷電；面對行政怠惰，則以「超前部署」掩護；若遭遇民間質疑，隨即扣上「認知作戰」紅帽。

這種以「包裝代替治理」的風氣，使得政府與民間信任基礎徹底瓦解。媒體淪爲內宣工具，網路上充斥着精確編造卻毫無誠信的辯解，官場中人以玩弄文字遊戲爲樂，但對基層民生的痛苦麻木不仁。

世事難料、話語敘事鋪天蓋地。當前的臺灣政壇，權力核心依然沉溺於分封賞賜與政治追殺，對外則在現實壓力中自欺欺人，將國家安全簡化爲口號，卻對實質地緣風險毫無定見。

這種「內鬥內行、外鬥外行」的格局，正如同晚清面對列強環伺時，朝廷內部仍陷於門戶之見與權謀角力。當權力高度集中於缺乏執行力與協商能力的少數人手中，國家機器必然空轉。

若治理邏輯持續鎖定在意識形態的絞肉機裡，臺灣終將在這一場權力傲慢的接力中，徹底喪失生存實力。這種治理的終結，不是因爲外敵的強大，而是源於內部誠信與能耐的徹底消亡。

▼現任領導者賴清德雖具醫學背景，從其過去挑戰憲政秩序、拒進議會的紀錄，到如今身爲元首對國會權責的對抗、發動大罷免、拒絕執行國會通過的法案、虛應故事的朝野協商等，顯示其對「民主制衡」的蔑視。（示意圖／總統府提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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