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風險壓垮熱忱　誰來守住第一線社工？

▲近期「剴剴案」中，社工因被法院認定「自願承擔保護義務、具保證人地位」，最終以過失致死判刑兩年，引發上千名社工走上街頭，向政府表達心聲。（示意圖／記者湯興漢攝）

●呂不爲／退休人士

近期「剴剴案」中，社工因被法院認定「自願承擔保護義務、具保證人地位」，最終以過失致死判刑兩年，引發上千名社工走上街頭，向政府表達心聲：「社工是助人者，不是刑法上的保證人。」這不只是一場單一案件的爭議，而是整個制度如何看待第一線助人工作者的根本問題。

這讓我想起自己過去的一段代課經驗。多年前，我曾代理一堂體育課，學生在打羽毛球時發生意外，A生不慎將B生的門牙打斷。然而，學生當下並未告知我，而是事後由班導師接手處理。

整起事件歷經兩週仍無法解決，最後由學校出面統整狀況並負責後續溝通與協調。過程中，學校並未將責任全數歸咎於我，也沒有要求我參與家長間的協商討論。

坦白說，當時一堂代課費只有三百多元，卻承擔着不低的風險。這次經驗讓我決定不再接體育課，但我仍能繼續快樂地擔任代課老師。原因很簡單：當事情發生時，有一個制度、有一個組織，願意站出來承擔責任，而不是將所有壓力推向第一線的我。

試想，如果當時我被要求獨自面對家長、處理協商、甚至承擔賠償責任，我是否還能繼續留在教育現場？答案絕對是否定的。

同樣的道理，社工所面對的，往往是更高風險、更復雜的家庭處境。他們在有限資源與時間壓力下，努力爲個案尋找可能的出路。如果制度反而要求他們對所有結果負起「保證責任」，甚至延伸到刑事責任，那無異於將整個社會安全網的重量，壓在個人肩上。

問題的核心在於：社工的角色，究竟是「助人者」，還是「保證人」？如果連結到轉介保母、安置兒少等專業判斷，都可能被事後放大爲刑事責任，那麼未來還有誰願意承擔這樣的工作？社工的薪資很高嗎？卻要面對極高的心理壓力與法律風險，這樣的制度設計，本身就難以爲繼。

因此，衛福部與相關主管機關，必須正視這個問題。當事件發生時，政府不應只是事後究責，更應該在平時建立完善的支持系統，並在危機發生時，成爲第一線人員最堅強的後盾。同樣地，學校體系之於教師、社政體系之於社工，都應該建立清楚的責任分工與支援機制，而不是讓第一線人員孤軍奮戰。

一個健康的社會，不應該讓願意付出的人心寒。社工投入的，是對人的關懷與對社會的責任感；教育工作者付出的，是對下一代的期待與愛。但如果制度讓這份熱忱最終被風險與責任吞噬，逼得第一線人員選擇自保、退場，那麼被掏空的，將不只是人力，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與良心。

▼社工的角色，究竟是「助人者」，還是「保證人」？如果連結到轉介保母、安置兒少等專業判斷，都可能被事後放大爲刑事責任，那麼未來還有誰願意承擔這樣的工作。（示意圖／記者湯興漢攝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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