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陸人看臺灣》一位安徽法學學子眼中的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

劉銘傳隧道。(圖/基隆市政府提供)

身爲一名在安徽高校深造的法律系研究生，每當我漫步在合肥的大街小巷，「劉銘傳」這個名字總是如影隨形。在大潛山下的劉老圩，我常在想，這位出身淮軍、滿身硝煙的將領，爲何能在十九世紀末的臺灣，播下現代文明與法治秩序的種子？

我們習慣於稱頌他爲「臺灣近代化之父」，讚美他修建鐵路、架設電報、創辦郵政。但在法律人的眼中，這些硬體建設的背後，支撐其運作的制度邏輯與治道變革，纔是最值得細品之處。劉銘傳在臺六年的治理，實質上是一場在邊陲孤島上進行的「非常規法治實踐」。

在劉銘傳赴臺之前，臺灣在清廷的行政序列中僅是福建省的一個道。法律適用上的滯後與行政層級的混亂，使得島內械鬥頻仍，民情強悍難治。

1885年，臺灣建省，劉銘傳成爲首任巡撫。從法理學角度看，這不僅是行政區劃的變動，更是主權管轄效力的強化。他首先面對的是「法秩序」的重塑。劉銘傳深諳「有法方能有治」的道理，他大力推動清丈土地，這在現代物權法看來，是一場徹底的產權釐清運動。

當時臺灣實行「大租」、「小租」的重疊業權，糾紛不斷。劉銘傳於清末臺灣實施的地稅改革──「清賦」，試圖建立一套明確的土地產權證明制度。儘管這在當時觸動了部分豪強的利益，但從長遠看，它確立了政府對土地課稅的法律依據，也爲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奠定了物權基礎。

在劉銘傳的治理框架中，「撫番」是最具爭議也最具突破性的部分。他一改過去消極的「封山禁絕」政策，轉而推行「開山撫番」。

雖然時代侷限了他對少數民族權利的完全認同，但他在設立「撫墾局」時，引入了一種類似於「行政規章」的管理體系。他強調透過教育（如在臺北設立番學堂）與產宜指導，他所推行的林業保護法規與貿易特許制度，雖然帶有官方壟斷色彩，卻也是臺灣最早具備現代環境保護與商業法特徵的嘗試。

作爲安徽人，我們最引以爲傲的是劉銘傳帶去的「淮軍精神」與對新技術的渴求。然而，修建鐵路與鋪設電報線路，在法學視角下，其意義在於時空的壓縮與法律效力的即時傳遞。在劉銘傳之前，行政命令從臺北傳到臺南或北京，往往存在巨大的時間差。電報的引入，使得法律指令與行政監督具備了「同步性」。

站在2026年的合肥，回望140多年前的臺灣，劉銘傳的治理實踐給了我們深刻的啓示：法治不是生硬的條文堆砌，而是基於對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，通過制度創新解決發展困境。

他雖然是一名舊體制內的官員，但他那種「先試先行」的改革精神，與我們今天強調的「法治化營商環境」有着異曲同工之妙。他用安徽人的韌性與務實，在海峽對岸搭建起了一座通往現代文明的法理之橋。

對於我們這代法律人而言，劉銘傳不只是一個歷史符號，他更像是一位先行者，告訴我們：當技術、規則與愛國情懷交織在一起時，能爆發出多麼巨大的治理能量。（焦雅萍／安徽財經大學研究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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