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制度逃避到治理空轉　雙少數政府的政治操作與人民代價

▲在民主政治中，少數政府本非罕見。真正的關鍵從來不在於「少數」本身，而在於執政者面對結構困境時，是選擇回到制度、承擔責任，還是選擇繞過制度、操弄對抗。（圖／總統府提供）

●張其祿、黃丙喜／ 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、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

若說「不副署、不執行」已構成一場憲政秩序的制度性危機，那麼更值得社會警惕的，並不只是這一行爲本身，而是執政者隨後所選擇的政治路徑—以政治操作取代制度解方，並將由此衍生的代價，轉嫁給整個社會。

在民主政治中，少數政府本非罕見。真正的關鍵從來不在於「少數」本身，而在於執政者面對結構困境時，是選擇回到制度、承擔責任，還是選擇繞過制度、操弄對抗。過去一年半的政治發展，答案已愈來愈清楚。

逃避制度解方的政治路徑　從倒閣不談到對抗升高

面對「雙少數政府」的結構性困境，憲政體制原本並非毫無工具可用。當行政與立法之間陷入僵局，覆議、釋憲、內閣改組、聯合政府，乃至最終回到選民裁決的倒閣、解散國會與重新改選，都是制度內、合憲且負責任的出口。

然而，執政黨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一方面，執政者寄望以「大罷免」翻轉國會結構，試圖將治理困境轉化爲政治動員與對抗。但結果卻是 32：0 的全面潰敗—不僅未能改變國會現實，反而清楚揭示社會並未買單這種動員邏輯。這不只是一次戰術失誤，更是一場政治正當性的重大警訊。

另一方面，在罷免路線宣告失效後，執政者轉而以「不副署、不執行」作爲新的政治籌碼，實際上是在對賭在野陣營不敢倒閣、不願承擔全面改選的政治風險。這種策略的本質，不是治理，而是僵持；不是負責，而是拖延。

當行政權既不願接受國會多數，也不願回到制度所設計的出口，剩下的，就只是不斷升高的對抗與對體制耐性的消耗。

一年半的治理空轉　政治僵局轉化爲民生與外交的真空

政治僵局從來不會只停留在政壇，它終究會反映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過去一年半，「政治能量用於對抗、卻無力於治理」的後果，已逐漸浮現。

在內政層面，少子化問題持續惡化，臺灣生育率幾近全球最低，已不再只是社會問題，而是真正的國安危機；產業結構失衡，所得與世代分配的不均持續擴大，青年與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壓力日益沉重，社會貧富差距創下新高。甚至連國際權威期刊《經濟學人》（The Economist）都以「臺灣病」形容此一結構性困境，直指其爲臺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隱憂。

此外，錯誤能源政策的副作用也不斷浮現，而詐騙問題的全面失控，更直接侵蝕人民對國家基本治理能力的信任。

在對外事務上，情勢同樣令人憂心。面對關稅與經貿壓力，政府缺乏清楚的談判策略與產業緩衝設計；軍購支出不斷攀升，卻難以向社會說清楚其整體戰略整合與財政可持續性；兩岸關係持續緊繃，但除了意識形態動員之外，看不到任何風險控管與危機降溫的制度性安排。

當政治能量被全面投入政黨攻防，治理自然只能空轉。

半總統制的先天缺陷　與政黨惡鬥的後天失調

臺灣的半總統制，本就高度依賴政治自制與協商文化。在總統與國會可能分屬不同政治陣營的制度設計下，體制能否順利運作，取決於執政者是否願意包容妥協，並尊重責任政治的基本邏輯。

不幸的是，當制度的先天缺陷，遇上高度極化的政黨對抗，其結果往往不是制衡，而是癱瘓。

當行政權選擇以意識形態動員取代制度協商，當政治衝突被不斷包裝爲「立場對立」而非「責任選擇」，最終付出代價的，從來不是政黨，而是人民的生活品質與整個社會的韌性。

民主不只是投票與對抗，更是一套承擔後果的制度倫理。若政治菁英只願意享受權力，卻拒絕承擔制度所要求的風險與責任，那麼再完備的憲政設計，也終將被消耗殆盡。

制度需要出口　民主不能只剩對抗

回到根本問題：當雙少數政府已無法有效治理，當制度內的協商機制全面失靈，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，不是更高強度的動員對抗，而是一個願意承擔後果的制度出口。

倒閣，從來不是政治冒險，而是憲政設計中，用來終止僵局、重啓政治正當性的安全閥。拒絕使用這個出口，卻以非常規手段撐住權力，纔是真正將整個體制推向風險的作法。

當政治一再選擇逃避制度，人民終將對制度失去耐心。這不只是某一屆政府的問題，而是整個民主體制是否仍具備自我修復能力的關鍵時刻。

制度不能只被利用，卻不被尊重；民主不能只剩對抗，卻沒有裁決。否則，臺灣所付出的，將不只是一次政治僵局，而是一段漫長而昂貴的治理失能期。

▼回到根本問題：當雙少數政府已無法有效治理，當制度內的協商機制全面失靈，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，不是更高強度的動員對抗，而是一個願意承擔後果的制度出口。（圖／總統府提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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